身哆嗦。她因判断的激烈和顽固而偏见甚深，桀骜难驯，感情用事。凡此种种，使我很快便对地产生反感，不愿再关心她了，并且与她疏远了。她看出这一点来，这就足以使她暴跳如雷。尽管我挺明白有此性格的女人会有多么可怕，但我宁可因她的痛恨而遭殃，也不愿因她的友谊而罹难。
我在卢森堡夫人圈中不仅朋友很少，而且在她家里还结了仇人。仇人虽只有一个，但以我今日之处境，这个仇人能以一当百。这指的当然不是她的兄弟维尔罗瓦公爵先生，因为他不仅曾前来看望过我，还好几次请我去维尔罗瓦。而且，由于我对他的邀请回答得尽我可能地彬彬有礼、客客气气，而他则把我的含糊答复当作同意，为卢森堡夫妇安排了半个来月的小憩，并提议让我与他们一同前往。由于当时我身体不好，需要休养，不能出远门，否则会有危险，我便请卢森堡先生代为婉谢。大家可从他的回信（信函集D，第三号）看到，这并未引起任何的芥蒂，而且，维尔罗瓦公爵先生对我仍一如既往地表现出厚爱。他的侄子兼继承人、年轻的维尔罗瓦侯爵却不像他伯父待我那么和蔼可亲了，不过，我也实话实说，我对他也没有像对他伯父那么尊敬。他轻率的神气让我受不了，而我的冷淡态度也招来他对我的憎恨。有一天晚上，他甚至在饭桌上戏弄我。我没有沉得住气，因为我很蠢笨，没有一点巧于应付的能力，一生气，就更加失去冷静。我有一条狗，是我几乎刚搬到退隐庐，人家在它还是小狗的时候送给我的，我当时便唤它“公爵”。这狗虽不漂亮，却属稀有品种，我把它当成伴侣和朋友，而它肯定比大部分以朋友自诩的人更称得上朋友。由于它生性喜欢黏糊人，又有感情，而且我俩又相依为命，所以它在蒙莫朗西堡便出了名。但是，由于我那极其愚蠢的胆怯，我把它的名字改成“土耳其人”，其实有许许多多的狗都取名“侯爵”，也没见哪位侯爵大人因此而发火的。维尔罗瓦侯爵得知我替狗改名，便紧着追问我，以致我不得不当着满桌宾客把我做的事讲了出来。在这件事里，给狗取名“公爵”倒没有什么不恭之处，不恭的倒是把这个名字给改了。更糟的是，有好几位公爵在座。卢森堡先生是公爵，他儿子也是公爵。维尔罗瓦侯爵就要当公爵，而且今天已是公爵了，他幸灾乐祸地欣赏着他给我造成的窘迫以及这窘迫所造成的后果。第二天，有人对我说，他伯母就此对他大加训斥了，可想而知，如果他真的挨了训斥，他是绝不会轻饶了我的。
无论是在卢森堡府第还是在圣殿区（），我所能依赖来对付这一切的只有罗伦齐骑士，他声称是我的朋友，但他与达朗贝尔的关系更加密切。他在达朗贝尔的羽翼下，在女人们面前充作大几何学家。此外，他还是个侍从骑士（）②，或者说是个专门向布弗莱夫人献殷勤的人，而布弗莱夫人与达朗贝尔相交甚厚。罗伦齐骑士只有靠她才能存在，并且她怎么想他就怎么说。因此，我在外界根本就没有什么人来为我的笨拙说话，以使我在卢森堡夫人面前不致失宠，反而接近她的所有人都好像是在齐心协力地要在她的思想上贬损我。然而，她除了曾表示愿意负责《爱弥儿》的出版而外，在这同一时期，还向我表示过另外一种关怀和善意，致使我相信，即使她讨厌我，也会维系并将永远维系她曾一再许以我的终生不渝的友谊。
我一旦确信可以信赖她的这份感情，便开始向她坦白我的所有过错，以求得心灵的平静。我与朋友交往，有一个不可践踏的准则，就是在他们眼里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绝不显得更好或更坏。我曾向她叙述了我与泰蕾兹的关系，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一切后果，连我怎么处理我那几个孩子，我都没有向她隐瞒。她听了我的忏悔之后，对我很好，甚至可说是太好了，并没有像我应该受到的那样对我大加谴责。而且特别让我激动不已的是，我看见她对泰蕾兹倍加疼爱，常给她点小礼物，派人去找她，请她去看她，见到泰蕾兹时爱抚有加，而且还常常当着众人的面拥抱她。可怜的泰蕾兹真是高兴异常，感激涕零，我当然也不例外。卢森堡先生和夫人通过她所表示的对我的深情厚谊，比直接对我施与的情爱更加使我感受良深。
在较长的一段时期里，情况一直如此。但是后来，元帅夫人竟仁爱地想要把我的孩子领一个回来。她知道我在老大的襁褓中放了一个暗码，因此便让我告诉她，而我也就告诉她了。于是，她便派她的心腹仆人拉罗什去寻找，可是，尽管事隔不过十二三年，但拉罗什寻来找去，并未找到。要是孤儿院的登记簿保存完好的话，要是认认真真地去找的话，那暗码是不会找不到的。不管怎么说，寻找失败并没让我怎么生气，如果这孩子一生下来，我就关注他的命运，那才让我更恼火哩。如果人家按图索骥，随便拿一个孩子来说是我的，我一定会疑惑果真是我的孩子呢还是别人给掉了包。那样一来，我心里会打鼓，反而更加揪心，我也就根本体味不到这种天伦之乐的全部情趣了，而这种天伦之乐至少应从孩子小时候起便朝夕相处，才能得以维系。长期的离开一个你还没认识的孩子，势必要削弱而且最终要消除父母对子女的感情的，而且，你永远不会像爱你自己亲自喂大的孩子一样去爱送给别人去奶大的孩子的。我在此所说的，就我的过错的后果而言，是可以减轻我的过错的，但就其根源而言，则只有加重我的罪孽。
有件事提一提也许是不无益处的：那个拉罗什通过泰蕾兹的介绍，认识了勒瓦瑟尔太太。格里姆继续把她养在德耶，紧挨着舍弗莱特，与蒙莫朗西近在咫尺。我搬走之后，就是通过拉罗什先生一直继续给这个女人送钱去的，而且，我相信他也常替元帅夫人送点礼物给她。因此，尽管她老是抱怨，但日子过得肯定是不错的。至于格里姆，由于我根本就不喜欢谈论我应该痛恨的人，所以我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之下才同卢森堡夫人谈起他。但她曾多次逗我谈起他，却不告诉我她对此人有何看法，也从不让我看出此人与她是否相识。由于我不喜欢对我所喜爱的、对我又毫无保留的人留一手，特别是在与他们有关的问题上，所以，自那时起，我有时便要想到她对我的那种保留态度，但那也只是因别的事情自然而然地引发的。
自从我把《爱弥儿》交给卢森堡夫人之后，很久没有听见说起它。最后，我才听说在巴黎已同书商迪舍纳谈妥交易，并通过后者同阿姆斯特丹的书商内奥姆达成协议。卢森堡夫人把我要同迪舍纳签订的合同一式两份寄来让我签字，我认出那笔迹是马尔泽布尔先生没有亲笔给我写的那些信的同一个人的笔迹。我深信我的这个合同是经这位官员的认可并在他面前拟订的，所以便放心大胆地签了字。迪舍纳为这部书稿将付我一半稿酬——六千法郎，而且，我记得还有一二百本样书。我签好一式两份合同之后，便将它们按卢森堡夫人所希望的那样寄回给她了。她把其中的一份给了迪舍纳，另一份自己留下了，而没有退还给我，而我也再没有见过它。
我结识了卢森堡先生和夫人，虽对我的隐退计划有所妨碍，但没让我完全抛弃它。即使当我在元帅夫人面前最春风得意之时，我也总是感到，只有我对元帅先生和她的那种真情实感才能使我忍受得了他们周围的那些人。而我最犯难的是如何把这种真情实感同更适合我的口味而又较少地损害我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协调起来。尽管他们尽心尽力地照顾我的身体，可那份尴尬和那些晚餐还是使我的健康每况愈下。在这方面，正像在其他方面一样，他们的关怀简直到了无微不至的程度。譬如，每天晚上，晚宴之后，一向早睡的元帅先生，总是不容分说地把我叫走，让我也早点去睡。只是在我的灾祸降临之前不多时，他才不知何故不再对我如此关心了。
早在发觉元帅夫人态度变得冷淡之前，我便想着避免这种处境，执行自己原先的计划。可我却没有办法这么做，我得等着《爱弥儿》合同的签订。在此期间，我对《社会契约论》进行了最后的加工，然后把书稿寄给了雷伊，索价一千法郎。他付给了我。我也许不应该漏叙一件与上述书稿有关的小事。我是将书稿封好寄给沃州的牧师兼荷兰教堂的神甫迪瓦赞的，因为他有时来看望我，跟雷伊又有联系，便负责将书稿寄给雷伊。该书稿因字写得很小，所以体积不大，还塞不满他的口袋哩。可是，过关卡的时候那包书稿不知怎么就落到关员手中，并被打开检查。然后，当他以大使的名义索取时，他们便还给了他。这就使他自己得以读到这部书稿，他还很天真地告诉了我，并且对该作大加褒奖，没有说过一句批评、指斥的话，但骨子里想必在等着该书正式出版时，定要为基督教报仇雪恨。他又将书稿重新封好，寄给了雷伊。他写信向我汇报此事时大体就是这么说的，而我所知道的也仅此而已。
除了这两本书和我一直不时地在搞的《音乐辞典》而外，我还有其他几篇不太重要的作品，全都整理好可以出版，而且我准备或者分别印成单行本，或者有朝一日出全集的话，就收到全集中去。这些作品大部分还都是手稿，存于迪佩鲁手中，其中最主要的是一部《语言起源论》，我曾让马尔泽布尔先生和罗伦齐骑士看过，后者还对我说是写得很好。我算了一下，所有这些作品的收入加起来，扣除一应开支，至少可以使我得到八千到一万法郎，我想把这笔钱存起来作为我和泰蕾兹的终身年金。然后，如我说过的那样，我俩将去外省的偏远地区一起生活，不再让公众为我操心，我自己也不再操心别的事，只求安安静静地了却此生，一面继续在自己周围做一切力所能及的善事，并悠然自得地去写我一直思索着的回忆录。
这就是我的打算，而不该略而不谈的雷伊的慷慨仗义促使其得以执行。人们在巴黎没少对我说这位书商的坏话，可他却是我与之打交道的所有书商中，唯一一个我总要赞扬的人。确实，我俩常为印行我的作品发生争吵。他漫不经心，而我则好激动。但是，在金钱以及与之相关的问题上，尽管我从未与他签过任何正式协议，可我始终觉得他一丝不苟，公正合理。甚至也只有他一个人曾坦率地向我承认，跟我合作，他生意挺好，而且，他还常常跟我说，他能发财是多亏了我，还提议分给我一点。由于无法直接报答我，他便想至少通过我的“女总督”来表达他对我的感激，因此他给了她一笔三百法郎的终身年金，并在证明上写明是为了报答我为他提供的好处的。他做这件事时只是他知我知，没有张扬，没有夸耀，没有言声，若不是我首先对大家说起，是谁也不会知道的。我对此做法深为感动，所以自此之后，便与雷伊结下了一种真正的友情。不久之后，他想让我做他的一个孩子的教父，我同意了。可我被逼入的这种处境给我造成了一种遗憾，那就是人家使得我今后无法使我的情感有益于我的教女及其父母。我为何对这位书商朴实的慷慨之举如此动情，而对那么多有钱有势之人鼓噪的情谊却无动于衷呢？这些有钱有势的人满世界地叫嚷说是对我如何如何恩爱有加，可我从未有丝毫的感觉。这是他们的错还是我的错？是他们浮华虚夸还是我忘恩负义？明眼的读者，请你们去掂量，去判断吧，我自己就不说了。
这份年金对维持泰蕾兹的生活可是一个大的保障，也使我大大地松了口气，不过，我自己没有从中得到任何直接的好处，包括别人送她的所有礼物我也从不染指，始终是她一人独享的。当我替她保管钱的时候，我都一笔笔地给她记上明细账，从没拿过她的一个子儿用于我们的共同开支，即使在她比我钱多的时候也是如此。“我的就是我俩的，”我对她说，“而你的就是你的。”我一直就是按照这条原则与她相处的，我还经常对她讲我的这条原则。那些卑鄙下流地指责我通过她的手去接受我不愿亲手接受的东西的人，无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们是太不了解我了。如果是她挣来的面包，我是会乐意地与她一起吃的，但要是她所收受的，那我是绝不会吃的。关于这一点，我现在就可以请她为我做证，而且，根据自然规律，我死在她的前面，她也将可以为我做证。不幸的是，她在各个方面都不知节俭，不会打算、大手大脚，倒不是因为爱慕虚荣，也不是讲究吃穿，只是大大咧咧使然。世上并无完人，既然她的绝妙的长处必须有所抵消，那我宁可她有一些缺点而不是恶习，尽管这些缺点也许给我俩造成更大的危害。我为她像从前为妈妈那样操碎了心，总想替她攒点积蓄，以便有朝一日作为她的生活来源。但我的心全都白操了。她同妈妈一样，从不算计，不管我怎么竭尽全力，她们总是有多少花多少。尽管泰蕾兹不讲究穿戴，但雷伊的年金从来就不够她穿衣戴帽的，我每年还得拿出钱来贴补她。无论她还是我，我俩生来就永远当不了阔人，而我当然是不把这一点也列入我的种种不幸之中的。
《社会契约论》印得挺快。可《爱弥儿》则不然，我还一直等着它的出版，以执行我思考着的退隐计划。迪舍纳时不时地寄些清样来让我挑选。当我选定之后，他不是立即开印，而是又给我寄些别的清样来。最后，当我们对尺寸、字样完全定下来，而且他已经把我稍加改动的一份校样印出好几页之后，他又重新印来印去的，直到半年之后，仍原地踏步，一无进展。在这些试印过程中，我清楚地看到，该作品将在法国以及荷兰印出，将同时出版两个版本。我能有什么办法呢？我已不再能主宰自己的作品了。我不仅根本没有插手法国版，而且一直是反对的。但是，最后，既然这个版本不管我愿意与否，正在印行之中，既然它还作了另一版的模式，那就必须好好看着校样，别让人把我的书删来改去，弄得面目全非。再说，该书是完全由主管官员认可的，而且可以说是他在指挥印行，他还常常给我来信，并且为此还来看过我。我马上就要谈谈他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来看我的。
当迪舍纳进展缓慢的时候，受到他制约的内奥姆则更加行动迟缓。人家没有定时地将样张随印随寄给他。他认为在迪舍纳的行径——也就是替他干活的居伊的行径——中，发现了他的叵测居心，而且，他看见人家不履行合同，便接二连三地给我写信，大诉其苦，大鸣不平，而我自己就有一肚子苦水，对他则爱莫能助了。他的朋友盖兰当时经常能见到我，总是跟我谈起这本书，但谈起来总是抱着极大的保留。他对这本书在法国的印行以及主管官员插手其间，虽有所耳闻，但不知就里。他因此书会给我带来的麻烦而对我表示同情，但又好像在责备我不谨慎，却从不愿意说出我究竟怎么不谨慎了。他总是转弯抹角，闪烁其词，似乎是在故意套我的话。我当时极其安然无恙，所以便笑对他那种谨小慎微、神秘兮兮的腔调，认为他那是因常跑达官显贵的办公室而染上的恶癖。我深信这本书在各个方面都合乎规定，深信它不仅有主管官员的赞成和保护，而且值得受到并且深得主管部门的青睐，所以我暗自庆幸自己有勇气把事情办好，并耻笑那些似乎为我担忧的胆小的朋友。杜克洛就是其中的一个，但我承认，如果我对这部作品的有益及其保护人的公正缺乏信任的话，我对杜克洛的正直和见解的信任本会让我也像他一样惊恐不安的。当《爱弥儿》付印时，他从巴伊先生家跑来看我，跟我谈起此书。我给他读了《萨瓦副本堂神甫的信仰》。他静静地听着，而且我觉得他听得津津有味。我一读完，他便对我说：“怎么，公民？这就是在巴黎印的那本书的一部分？”“是呀，”我对他说，“人们本该根据国王的御旨在卢浮宫里印的。”“我同意你的看法，”他对我说，“但请您千万别对任何人说您给我念过这篇东西。”他那令人惊奇的表达方式叫我愕然，但没让我惊慌。我知道杜克洛常跟马尔泽布尔先生见面。我难以设想他在同一问题上怎么与他的想法如此大相径庭。
我在蒙莫朗西住了四年了，但身体一天也没有好过。尽管那儿空气极为清新，但水质很差，这很可能就是加剧我的旧病复发的原因之一。将近一七六一年秋末，我完全病倒了，整个冬天都是在几乎没有间断过的痛苦中度过的。肉体的疼痛被无数的忧虑加重，进而使我感到这些忧虑更加重压在心头。一段时间以来朦朦胧胧的忧愁预感搅得我心烦意乱，可我又不知到底愁些什么。我常收到一些挺奇怪的匿名信，甚至一些署名的信也同样离奇。我收到过巴黎议会的一位参议员的一封信，他不满当前的现实，认为今后也好不了，便问我选择一处退隐之地的话，是日内瓦好还是瑞士好，以便带着全家一道去。我还收到过某议院主席某先生的一封信，他建议我为当时与宫廷失和的该议院起草一些备忘录和谏书，答应向我提供为此所需的所有文件和资料。当我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总爱发脾气。接到这些信的时候，我便火冒三丈，回信时便没好气，对他们的请求一概予以回绝。这种拒绝当然不是我所要自责的，因为这些信可能是我的敌人们下的套，而且，他们向我请求的事正与我永远不愿违背的准则背道而驰。但是，我本可以表示婉拒，无须厉声厉气，这就是我不对的地方。
大家将可以在我的信函集中找到我刚才所说的这两封信。参议员的那封信并不使我怎么觉得惊讶，因为我同他以及其他许多人的想法一样，认为腐朽制度在威胁着法国，使之很快就要崩溃。全都源自政府的过错的一场不幸战争的种种灾难；财政上难以置信的混乱；一直掌握在两三位大臣手中的行政管理上的尔虞我诈，他们公开争斗，为了相互攻讦，竟损及王国；人民和国家各阶层的普遍不满；一个顽固女人（）的执拗，她就是有点脑子的话，也总是用在自己的好恶上，几乎总是排斥最有能力的异己，以便安插自己最满意的人。凡此种种，全都在证实该参议员以及公众及我本人的预见之正确。这种预见甚至也多次让我举棋不定，是否我自己也将赶在那些似乎威胁着王国的种种动乱之前，去王国之外找一片净土。但是，因为我淡泊人生、性格内向，所以我放心地认为在我所自愿去过的孤独生活之中，是不会有任何风暴袭击到我的头上的。我只是颇觉遗憾，在这种情况之下，卢森堡先生却准备接受一些使他在政府中失去人心的任务。我本希望他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能为自己留点后路，以防这个庞大的机器一旦如当时似乎令人担心的那样突然垮下来。而且，我现在仍旧觉得，如果政权最终不是只落在一个人手里的话，那么法国专制王朝现在必不可免地会陷入绝境了（）②。
当我的身体每况愈下之时，《爱弥儿》的印行也慢慢腾腾的，竟至最后完全搁浅了，而我却不知这是什么缘故。居伊也不再给我写信，也不复我的信，我无法从任何人那儿得到消息，一点儿也不清楚发生了什么情况，因为马尔泽布尔先生当时在乡下。无论多大的不幸，只要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就绝不会惊慌失措，垂头丧气。可我生来就害怕黑暗：我害怕并憎恨黑暗那阴森的样子，我对神秘总是胆战心惊，神秘与我那坦率到冒失程度的生性水火难容。我觉得，看见一个最狰狞的怪物我都不怎么害怕，但如果我夜间看见一个蒙着白床单的人影儿，我会吓得要死的。因此，我的想象力被这长久的沉寂煽动起来，一个劲儿地在我眼前画出种种鬼影来。我越是一心惦记我最后的也是最好的书的出版，就越是苦苦思索是什么原因使它搁浅了，而且，我一向爱走极端，以为在该书的受阻中，看出有人想把它取缔。然而，我又想象不出到底是什么原因，怎么回事，所以心里简直是七上八下的。我一封封信写给居伊，写给马尔泽布尔先生，写给卢森堡夫人，可是，总也不见回信，或者说我越等信越不来。因此，我简直六神无主，快要发疯了。不幸的是，就在这时候，我听说耶稣会士格里菲曾谈起《爱弥儿》，而且还引用过其中的几段。我一听，脑子登时如闪电一般，揭开了道德败坏的整个神秘面纱：我十分清楚地、确有把握地看到那神秘的进程，宛如神灵给了我启示。我在想象：耶稣会士们被我在谈论中学（）时的那种轻蔑口气所激怒，把我的作品给夺了去，是他们在阻碍该书的出版，他们从其朋友盖兰处得知我的病况，认为我行将就木——我对此也深信不疑——便想推迟到我死后再说，处心积虑地删节、篡改我的作品，强加给我一些与我意见相左的意见，以达到他们的目的。令人惊奇的是，有多少事实和情景一齐涌入我的脑海来印证这种疯狂想法，使它显得像真的似的，何止于此！竟像是在向我显示此想法是有根有据、一目了然的。盖兰已完全投靠耶稣会士了，这我是知道的。我认为他一次次向我表示结交的愿望全是耶稣会士们的主意，我深信是他们鼓动他来催逼我与内奥姆签约的，认为他们正是通过那个内奥姆才得到我那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