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中宵和李继和相对而坐，一边聊着天，一边饮着酒。
帐外面，铁炮压制住了城头，在南城门两侧留出了一片空白地带。王凯指挥着神卫军士，把重新搭好的曲城靠到城墙上，五百精兵鱼贯而上。
到了这一步，大局已定。杜中宵不再参与战事，也不观战，自顾与李继和在帐中饮酒。
听着外面杀声震天，李继和道：“学士，你到贝州之后，立即扭转战局，今日攻城必胜。到了这个时候，怎么不出去看一看，只顾在这里饮酒？”
杜中宵道：“不过数百士卒叛乱，裹挟城中百姓，依赖坚城，才拖延到今天。城一破，便就如砍瓜切菜一般，有什么好看？再者说了，这又不是面对外敌入侵，叛乱的终究是本朝百姓，不过一时被妖教迷了心智而已。作乱着实该杀，但让乱子起来，朝廷就有许多不是。”
李继和点了点头：“学士说的是，这仗原就没什么意思。”
贝州之乱，当然不是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战争，这场乱子，农民只是旁观者。但这几年弥勒教的大规模传播，却说明了社会矛盾激化，底层人民受到的压迫加深。从这个意义上说，此次叛乱，朝廷应该负更大的责任。
但谁负责呢？西北党项叛乱，耗费了无数钱粮，却一战不如一战，最后只能议和。不管用什么样的名义，每年都还赐绢帛，可谓是内外交困，丢尽了大宋脸面。陕西、河东、河北沿边三路，这几年负担沉重，最后换来这种结果，不出乱子才不正常。
杜中宵亲历其事，知道这种局面，不是某一个人。或者某几个人能够担起责任的。这种结果，说明天下出现了问题，而且非常严重。党项数州之地，为了对付元昊，朝廷花了太多的钱，说明官僚体系的效率不高。以优势兵力，天下近半精兵，屡战屡败，说明军事上的问题更大。
朝廷没有什么对不起作战禁军的，战事不力，推不到对军队苛刻上面。几年作战，朝中官员普遍捐出俸禄的一部分，支援战事，前线将士足兵足饷。数年无大胜，朝廷对军功依然慷慨。近的如贝州城下的王凯，不过十年时间，就由一个底层的巡检，升到了武臣极任的管军大将。更典型的如狄青，十年间由一个捧日军小校，做到了一路都部署，管军大将。再进一步，杜中宵没记错的话，狄青要做副枢密使了。
从礼遇上讲，管军大将与枢密副使相等，俸禄上还要更加优厚一些。不过副密院是文臣系统，偏向于军令，掌管着人事和财政，权力更大。
杜中宵记得以前有人论宋朝的武将，有人把狄青与岳飞相提并论。杜中宵查了狄青的履历，两人根本没有可比性，狄青从来没表现出能够指挥一场大规模战役的能力。实际上在这个年代，高级将领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表现出这种能力，宋军没有打赢一场大战。狄青的战功，在西北并不突出。
不了解事实，对于西北惨败，经常会得出官员贪污腐败，将领怯懦怕死，士兵滥竽充数这种想当然的结论。其实与对面的党项比起来，宋军这些毛病，远比对方轻得多。
那为什么还是败了？这就涉及到根本的制度问题了。既有文臣武将的关系，也有军事制度，更深的还有立国之本。即现在人常说的，军为大宋立国之本，但执掌权力的，又以文臣为主。
不管是在西北，还是贝州城下，以文官重臣为帅，高级武将负责军事指挥，已经是惯常做法。明镐以体量安抚使统一掌管军政，军事则以王信为都部署。没有明镐，则前线军队的后勤不好协调，军粮转运的转运使系统，已经彻底成了朝政的一部分，早就以文官为主。而且武将的素质，也无法跟朝廷的中书和枢密院对接。没有王信这个都部署，作为文官的明镐，无法有效指挥军队。
这种体系，就是在西北磨合出来的。战事初起，前线分掌一路的是武将帅臣，他们打得实在太过难看。范仲淹和韩琦为代表的文臣边帅，代替了前线的武将，才稳定了局势。不是因为文官为帅，才导致了前线失败，而是因为前线失败，实在没有办法了，才用文臣为帅。
为什么这样？这就又涉及到现行军事制度下，军队的能力问题了。
在火山军的时候，跟王凯和张岊配合，杜中宵实际没有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