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鹿鼎记

nbsp;  设想若军屯体系未废，军费充裕，足以自给自足，又岂有此忧。

    百年前军屯废驰的恶果，终于天启、崇祯年间体现。

    无论如何，明朝正统王朝直接灭亡于明末起义军，残部势力灭亡于清军。

    与农民起义军和清军的长期两线作战是明朝灭亡的直接原因。

    崇祯帝夙兴夜寐，勤于政事，不是一个中国传统史学中“亡国之君”的典型形象。

    但遭遇内忧外患的现实局面，内有天灾大旱，以及以此为诱因而起的农民起义军，外有辽东后金八旗铁骑。

    明末战事常常出现两大忧患交替之势。

    明朝单独对后金时，曾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及战略优势，如天启年间的“宁锦大捷”。

    但随之农民军在黄土高原不断发展，明末农民起义军的发展壮大，无疑有加派“辽饷”“练饷”以及“剿饷”的因素，“三饷”无疑大大加重了底层民众的负担。

    而为了支撑辽东战事而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最终将转嫁于底层民众。

    同时，为支持战争，也分流了对救灾的投入。

    因此，可以说，明末民变与辽东战事有紧密的间接联系。

    而明朝的两线作战，使其不能专注于一处。

    农民军有几次在明军的围剿下濒临绝境之时，均恰逢清军再次进攻京蓟，因而得以恢复发展，当然这不是主要原因，最终被由农民军内部攻破首都而灭亡。

    而在辽东战场上，崇祯十四年的松锦大战之败，使得其“九塞之精锐俱失”，十多万精锐部队阵亡沙场，辽东从此仅剩吴三桂所属的三万步骑兵，关宁防线彻底崩溃。

    也让明王朝丧失了最后一支完整的精锐部队。

    当然，当时的形势下，也难以避免两线作战。

    财力不足，无力招抚，而与清议和，一则违祖训。

    二则清方的诚意也值得怀疑。

    宋亡殷鉴在前，因此议和也恐无出路。

    新经济因素与旧国本的冲突也不断加剧。

    随着“一条鞭法”的实施与倭寇的荡平和“海禁”的松弛。

    明后期东南地区的新经济因素不断发展，即所谓“资本主义萌芽”。

    而江南地区工商业的蓬勃发展，与传统上以农业为立国之本的冲突必然存在。

    万历年间，明神宗万历皇帝为解决国库不足与宫廷消费不足的问题。

    派出“矿监税使”四处敛财，这种祸国殃民的掠夺式征税，尤其受到了东南发达地区工商业者的强烈抵制。

    江浙工商业者与民众对其的抵制甚至达到了武力对抗的程度。

    南直苏州地区于万历二十九年爆发的民变即是其一例。

    而明末东林党崛起，某种程度上支持新经济的发展。

    其思想主张中也有“工商皆本”，反对大征商税。

    东林党人凤阳知府李三才便极力反对这种行为。

    而后期东林党要求减少对工商业者征税，这一方面保护了工商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间接的动了“国本”，本文这里指的国本是立国之本，即农本立国，非太子之意。

    减少了对工商业的征税，导致税种单一，就必然减少国库收入以及对农业征税的增加。

    后来的“三饷”更是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

    “税不征于东南则必税于西北”，黄土高原的民变不仅仅是天灾造成的，若国家实力雄厚，政策得当，万不会引起此般规模庞大之起义。

    明清鼎革的结果最终也导致了江南新经济因素的挫折。

    入清之后虽仍有所发展，但亦受到了许多对其发展的根本性的限制。

    这就涉及到了一个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周期率问题。

    这种新经济因素出现并繁荣而最终未能突破农本束缚而夭折的现象在中国出现过至少三次。

    首次是盛唐天宝年间，在传统经济的高度发展下，各行各业产生了许多新的经济因素。

    而唐玄宗未能加以利用，没能在体制上给予适应的体系化配套建设。而是草草应付，设置相应行业的税使征税而已。

    而接下来爆发的“安史之乱”使社会经济出现倒退，新经济随之在战乱中大幅削弱；新经济因素与农本可能出现的矛盾在萌芽中被消除。

    ‘安史之乱’同时也是中国古代传统社会的一个转折点。

    第二次出现在北宋年间，宋代的社会经济发展良好，市民经济相当发达，各种服务市民阶层的行当与新事物不断出现并发展。